《中国养猪史》目录、后记

后  记

    当我于2009年5月底把中国养猪史打印稿子交给责任编辑穆祥桐先生的手上，毕竟离初稿完成时又过了将近8年，有过一丝的释然，但是心情并末完全放松，因为置身于海之滨，是无法真正感受海之阔，只有置身于浩渺的大海之上，才能感受到海洋的博大。当写此书之前，我是有了一丝思想准备，但是当你真的动笔以后，才会感觉到远非原来想象那么简单。

    我们知道，中国养猪的历史悠久，猪对中国人的贡献非常大，无论怎么赞美都不过分。但是先人又有意无意地给我们非常吝啬地留下很少的史料，要写一部有血有肉的历史，行之极难，将就应付也非我所愿。如果简单地依据先贤的有关著述，有之则录，无之则简，结绳记事，万事大吉，固然也属于一种办法，但毕竟会觉得会愧对了猪对我们农耕民族的大恩大德。我是不想将中国养猪史单纯地勾画出史书中相当吝啬的只言片语的历史，而是要突破相关著作的路数，写成一部与社会紧密联系的养猪历史。然而要做到这点，没有点知难而上的劲头是不行的。

    中国有近万年的文明史，泱泱大国，猪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可以说是无法计量的，养猪历史近万年，仅2008年一年养猪即达数亿头之多，历史上总的养猪数量应当有上百亿头之多。然而，但见磨刀霍霍，成佳肴百道，但不见有为猪著书立说，不亦悲乎!

    猪吃的是人不愿意吃的残羹剩菜、糠麸杂草，回馈给人类的是动物脂肪和高蛋白的肉食，比之奶牛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相对于人们对奶牛的赞美，如“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人们给予猪的赞美却要吝啬得多。特别是在其他家畜的养殖历史，如谢成侠先生编著的《中国养牛羊史》、《中国养马史》、《中国养禽史》等都已经陆续面世的今天，依然没有《中国养猪史》的身影，这对于为中国人的健康和生活作了近万年贡献的猪的确是有点不公平，也是近来中国农业历史特别是畜牧兽医史研究的一个小小遗憾。

    法国的学者法布尔对欧洲人说：“历史赞美尸骨累累的战场，却羞于关注我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历史知道皇帝的私生子的名字，却不知道我们赖以生存的小麦从何而来，这就是人的愚蠢之处。”同样的话说给中国的历史记载者，也不为过。关于猪的记载，少之又少，有些关于养猪记载还是猎奇的角度给我们留下的。如南宋何蘧《春渚纪闻》悬豕首作人语条讲：“秀州东城居民韦十二者，于其庄居，豢豕数百，散市杭秀间，数岁矣。建炎初，因干至杭，过肉案，见悬一豕首，顾之而人言日：‘韦十二，我等偿汝债亦足矣。’从者亦闻其言。韦愕然悔过，还家尽毁圈牢，取所存豕市之，得钱数千缗，散作佛事及印造经文，冀与群豕求免轮回刀刃之苦。知者谓韦善补过矣。”这是一则因果报应的故事，从中我们知道南宋时期有人养猪数百头，也符合宋代经济发展，特别是水稻产量增长的事实。但是如果何蘧不猎奇，是不会留下“豢豕数百”的文字。类似的本来少这又少的关于养猪的记载，多不在农书和正史之中，要寻找到这些内容，的确有点难度。

    所以，自己看到手中的这份并不令人满意的书稿，首先想到的是有没有的问题?而不是到底有多好的问题?当然我在这里期待有第二本、更加好的关于中国养猪历史的著述问世。

    但就是这本并不满意的《中国养猪史》，没有许多人的支持和帮助，也不会问世。在这里一一交待，也是表示对支持和帮助我的人的感谢。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需要感谢的人很多，而首先需要感谢的是在北京农业大学读硕士时的导师张仲葛教授。

    在从事畜牧兽医史研究的国内前辈中，张仲葛教授一直对中国的养猪史有着极大的兴趣，张老的主要从事当代养猪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业余时间则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畜牧兽医史，特别是养猪的历史。然而直到l999年逝世以前，他还没有实现写出一部《中国养猪史》的愿望，可以说是他一生中的一大遗憾。

    这本书能够出版，首先将会告慰张仲葛教授，张老如果在天有灵的话，也会因为这本《中国养猪史》终于问世而高兴。

    没有张老对中国畜牧兽医史的关注，我也许在别的什么地方工作，不会从事现在的工作。大约在1982年，一直在业余时间从事畜牧兽医史研究的张老，以其近70岁的高龄，在北京农业大学畜牧系以畜牧科技史专业的名义申请招收1983年度硕士研究生。他的这一举动，改变了我的一生。而我在那时，正好是将要毕业在校的学生。如果没有他这次的招生计划，我即便是对历史有兴趣，也不会投身于农业史研究之中。所以我认为，迄今为止，在我的人生道路上，最重要的转折就是有幸成为张老的学生。

    1982年，也就是在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很多同学准备考研究生，各校的招生简章被传看，当一纸北京农业大学的招生简章上写着张仲葛教授将招收畜牧科技史专业研究生字眼映入我的眼帘的时候，对于学畜牧的我当时不禁怦然心动，当即产生了报考的想法，张仲葛这三字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我对这一名字也充满了敬意。很快我就有关的考试问题写信请教，张老热情地给素不相识的我一一做出回答，使我万分感动。于是开始有关课程的学习和复习，也是天遂人愿，后来我幸运地被唯一录取了。当时我的大学老师华中农业大学的彭中镇教授得知以后，说张老是一个大好人，你能在他的门下深造是你一生的幸运，并嘱咐我要好好学习。当我第一次来到北京，终于见到心仪已久的张老时，也终于感受到了张老的那慈祥和蔼的长辈的风范。当得知此前已是将近70高龄的张老为了我的基础课的学习，亲自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为我联系听课一事，使我感到十分不安。张老对后学的关心由此可见一斑，也加深了我对张老的崇敬之情。

    伟人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张老正是这样的一位一辈子只做好事的人。老师的一生无时不在为社会、为他人做其力所能及的事情，尽管他的能力十分有限。在我的记忆中，每当人们提到张老时，没有一个人不对他的人品赞不绝口。有求于他的人都知道，不管什么要求，张老都会想方设法去帮忙办成。尤其是在请教他关于学术问题时，他甚至会额外地帮助你提供有关的书籍，自费复印有关的材料。张老的大半生的时间是从事现代的畜牧兽医事业，是当代中国养猪的教学和科研方面的元老之一，在畜牧兽医界，他的人品有口皆碑。而在晚年，张老又鉴于中国悠久的畜牧兽医历史，决心从事中国畜牧科技史研究，同样，在农史界，张老更是古道热肠，乐于助人，有很多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得到过他的帮助。

    3年的研究生生活，使我受益匪浅。张老要求我们，在重点关注中国古代畜牧史的同时，要对中国古代的文化史和社会生活史多加留意。他认为，单纯地注意古代畜牧科技史，即便是相当地熟悉，也是十分不够的，因为古代畜牧史不可能脱离整个社会而独立存在，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不应简单地描述历史发展的某些具体的过程，而是应多从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等方面下功夫，多问些为什么?因此我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按照他的教导，尽量地广泛涉猎。他所培养的6位畜牧兽医史方面的研究生中，除了因为后来的工作的分配关系，没有继续从事农业史研究的外，现在仅有的两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学生，均十分注意相关领域的综合研究，所发表的文章多不是单纯地局限于农业技术史。这样也许在别人看来，或许认为做学问不够专一，没有自己的专有领域。但是我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学者，如果首先关注的是成为一个所谓的“大家”或者“专家”，而不是关注所要研究的问题，也许中国的学术史上，多了一个学者，但是是否能够带来学术的进步，恐怕未必。中国的历史上，如果著书都为了“稻粱谋”，其目的首先是成为某一别人没有涉猎过的领域的专家，而不是为了研究问题而做研究，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古代社会，没有任何帮助，“以史为鉴”只能成为一句空话。

    张老当初招收从事畜牧兽医史方面的研究生的初衷，是想分段地研究中国畜牧兽医史，然后写出一部较完整和全面的畜牧历史著作。但是，他的初衷并没有机会实现，因为所招收的研究生毕业后，正值市场经济全面推行，面临着就业难的问题，畜牧史专业的学生一多半的人远离了这一行业，从事了其他方面的工作。我尽管仍然在继续着原来的工作，但是如前所说，研究的兴趣一时转移了，对于畜牧兽医史的研究并没有投入全部的身心，而是把研究的视野放在大的农业历史背景中去，从事了原来专业不同的原始农业史和农业文化史方面的研究。

    在我主要从事原始农业史和农业文化史方面的研究的同时，参与了中国农业博物馆闵宗殿研究员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的课题研究工作，该课题涉及中国近代史上的养猪业，我负责近代的畜牧兽医史部分。这一部分是中国养猪历史的重要阶段。因为只有在近代，由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实验科学技术进入到传统的养猪领域，一些畜牧工作者开始进行畜禽的饲养试验。同时，国外的优良畜牧禽品种，其中主要是国外的培育猪品种被引进到国内来，畜牧工作者开始从事中外猪种杂交改良工作。中国的养猪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注入了全新的内容。

    后来我又参与了《中国农业通史·原始社会卷》的工作。德高望重的浙江大学农学院的游修龄教授邀请我承担其中的第五章原始农业中畜牧业一章的编写。在这一章中，养猪的内容又是占原始畜牧业的主要部分，因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关于猪的骨骼遗存，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大量考古方面的素材。

    上述两个课题中，我所承担的部分正好与《中国养猪史》的研究有着重要的关联，因此当两项工作分别完成以后，恰巧在此时，最有资格为中国的悠久的养猪历史写史的张仲葛先生，有了正式编写《中国养猪史》的想法，于是他将他的几个学生召集在一起，并拟定了一个初步的提纲，并作了分工。但是，后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原拟的参与者因为工作的原因，没有按要求完成此项任务，而张老本人长期以来的糖尿病开始加重，工作只能暂停。l999年年初，张老病情开始恶化，于4月初离开人世之前，他还是没有系统地写出一部《中国养猪史》来，这一工作只能是搁置等以后来做了。张老离开人世后，我曾经撰写《七律》一首，以示对他永久的怀念，诗曰：

    岂将余岁著残篇，七十重新作郑笺。伏羲倾情驯鸟兽，吾侪竭力效班迁。

    披荆斩棘开新径，沥血呕心播玉言。道德文章千古事，赢来学界万人传。

    自张老离开人世以后，于是考虑独立撰写《中国养猪史》的问题，希望尽快能够让《中国养猪史》面世。从2002年开始，作者不自量力，在前人众多研究的基础上，陆续收集资料。由于资料的缺乏，编写工作断断续续地，历时约一年时间，直到2002年底，终于把．初稿完成了。2007年开始，我又重新找出旧稿，直到2009年上半年，终于完稿。2009年4月1日是张老仙逝10周年纪念日，谨以此书出版作为我深深的怀念。

    第二位需要感谢的是，华中农业大学附中的王冀民老师，是他将我引入了从事农业历史研究的天地。记得在华中农业大学读书的时候，王老了解到我们这些学农的理科学生在片面偏好理科，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影响下，汉语语言文学知识却非常欠缺，于是以学校附中语文老师的身份，给我们开设“大学语文”这门选修课程，期待能够解决我们知识结构有缺陷的问题，我有幸作为聆听者之一。他当时在开课之前，想到的是可能选修的学生不多。但当他第一次走进教室时，发现数百个座位的教室座无虚席，这对于他来说，无异是对他的劳动最好的支持。他的渊博的知识，无与伦比的口才，使得当时听课的每一位同学都至今难忘。他对于中国古代诗歌和农书的介绍，使得每一位学子深深地感动。他对于中国古典诗词的诠释，使我们这些多半从农村而来的农家子弟，仿佛是发现了一块美丽的新天地。这就直接地促使我后来当北京农业大学招收农业史方面的硕士生时，毫不犹豫地报名考试。后来王老知道我受他的教诲，被录取成为北京农业大学农业历史研究专业的硕士生后，感到非常高兴。在我硕士读书期间，他还多次不吝赐教，对于我的成长给予了很多无私的帮助。

    第三位是不得不提及的老师是尊敬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刘敦愿教授。刘教授对于中国养猪业的历史也有相当多的研究。1985年我借去山东、河南和陕西等地搜集资料、向时贤请教之机，遵照张仲葛先生的嘱托去刘敦愿先生的府上拜访。刘先生对我的毕业论文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最后还将他将要发表的有关于养猪历史的手稿——《中国古代的养猪业——兼谈农牧结合问题》①惠赠给我。和张老一样，刘老在养猪历史方面也有深入的研究、精辟的论述和较多的涉猎。他的相关研究成果，有些被吸收到本书之中。

    三位对于我的学术生涯有着直接帮助的长者，于今都已仙逝，但“哲人已逝，风范长存”，激励着我们为他们的未完成的事业而努力奋斗。

    第四位还需要特别感谢的是尊敬的浙江大学农学院教授游修龄先生。游先生是中国农业史的界特别受人尊敬的长辈，对我的提携今令我永生难忘。记得l995年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开始着手启动《中国农业通史》项目时，承担原始农业卷的先生即主动来信邀请当时职称只是中级的我，担任编写“原始农业中的畜牧业”一章的工作。对于这个来说，既是对我的肯定，也是一个鞭策。因为承担了这项任务，也为本书的编写打下了基础。在编写过程中，先生几次主动向我征求提纲的建议，令我十分感动。游先生学识渊博，于农业史研究之外，以其88岁的高龄，依然博学强记，思维敏捷，思路开阔，文章下笔万言，纵横古今中外，令我辈自叹弗如。记得我曾经在2000年向《深圳特区报》“人文纵横”栏目投稿录用后，建议游先生将他的杂谈式的文章投向该栏目，游先生如约投稿，并很快被刊用，后来一发不可收拾，那段时间，《深圳特区报》的“人文纵横”栏目上经常看到他的学贯中西的洋洋大作。后来该栏目的编辑陈宏先生对我说，是我给他们报纸介绍了一位好的作者。2002年下半年左右，完成了《中国农业通史》一书之原始社会卷第5章“原始农业中的畜牧业”的任务后，在我提出希望他就自己对于《中国养猪史》的理解，写一点东西作为序言时，已经82岁高龄的他很快就写出洋洋6000字的“说猪”，文中对于养猪历史的理解，令我这位《中国养猪史》的作者也耳目一新，受益匪浅。老实地说，当我读完游先生的文章后，深受启发，于是对原来文稿中的某些内容和观点加以修正。游先生谦称自己“不谙养猪的历史”，但是读过“说猪”的人，不会不对其思路之清晰，见解之独特，感到惊讶。

    毫无疑问，本书的写作肯定占用了业余时间，自然与家人的支持、帮助分不开，把该做一些工作丢给了妻子便是常事。我的岳父戴长河高级教师在退休以后依然从事教学研究，百忙之中认真地读完了本书的初稿，并对其中很多地方进行了润色，尤其需要致谢。

    本书的出版，离不开中国农业博物馆领导王红谊、唐珂、张力军等大力支持，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闵宗殿研究员邀请我参加其主持的中国近代农业科技史课题，直接对本书的编写提供了方便。胡泽学研究员对本书的出版做了很多幕后的协调工作。研究部曹幸穗研究员、李三谋研究员、刘彦威研究员、周晓庆副研究员等也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帮助，曹建强副研究员提供了本书需要的部分图片。给予支持和帮助的还有中国农业大学董恺忱教授、杨直民教授、张法瑞教授、陈清明教授，张法瑞教授和陈清明教授曾经为本书出版经费筹集付出了心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根蟠研究员，江西财经大学人文与生态研究中心的温锐教授，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郑有贵研究员，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的李群教授，四川筠连县畜牧局的王成同志，我的同门师弟——西南大学的马跃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马瑞江教授、中国农业出版社的郭永立编审也给予了多方的帮助。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研究所的曾雄生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与人类学研究所的易华博士对本书的部分章节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杨莉勤对本书的资料收集做了很多的工作。本书的责任编辑中国农业出版社的穆祥桐编审，认真校看书稿，改正了初稿中许多的错误和笔误，为本书的出版付出辛勤的劳动。在本书最后完成阶段，编辑部的苏天旺同志承担了较多刊物的编辑工作，为文稿的最后顺利完成腾出许多宝贵的时间，在此一一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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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敦愿：《中国古代的养猪业——兼谈农牧结合问题》，载张仲葛等主编：《中国畜牧史料集》，科学出版社，l986年，l98～2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