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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直气壮地研究和宣扬“汉语汉字优越性”
2010-06-08 16:38一、“民族自卑感”和“弱国心态”给我国语言文字学界造成的惨重创伤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历经“甲午战争(1894)”和“八国联军(1900)”等一系列的列强侵华战争,结果都是我国失败并割地赔款。继之又有外国军队在我国领土上发动侵略性的“九一八事变(1931)”和“卢沟桥事变(1937)”。这一百年来的丧权辱国的历史,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使我国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而且在思想上、文化上和学术上给我国造成了惨重创伤,表现为我国学术界的“民族自卑感”和“弱国心态”。
“民族自卑感”和“弱国心态”的共性是“民族虚无主义”,具体说是“凡是中国的都不如外国的好”。在军事上中国不如外国的洋枪洋炮;在工业上中国不如外国的洋机器洋技术;在学术上中国也不如外国的洋观点洋理论。
如果说“西学东渐”是西方列强的文化扩张,那么“全盘西化”则是中国学术界一部分人主动地全面崇洋,个别人竟然达到对西方理论“顶礼膜拜”的程度。
从整体看,“民族自卑感”和“弱国心态”在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界比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界表现得严重一些,而语言文字学界则是人文社会科学界中的重灾区。
原来我国的语言文字学研究,跟希腊、印度并称“世界语言研究传统的三大中心”。我国的语言文字学研究俗称“小学”,意思就是“基础学科”。它以“字”为中心,下设三个分支:“文字学”研究“形”,“音韵学”研究“音”,“训诂学”研究“义”。我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研究也是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学东渐”对我国的语言文字学研究带来了重大影响和惨重创伤。标志性的事件是“甲午战争”四年后的1898年出版了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应该说,马建忠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可惜他没有深刻认识汉语的特点而错误地夸大了西方的语言理论,以至于在《马氏文通》“后序”中有这样的论断:“吾观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而后视其性之所近,肆力于数度、格致、法律、性理诸学而专精也。故其国无不学之人,而人各学有用之学。”事实证明了这种论断不符合实际,据1900年的统计,美国约有四分之一的青年没有阅读能力。而为什么这个近于“只要认识了26个英文字母,就能阅读全部英文书籍”的荒唐言论,能让马建忠自欺欺人地迷惑那么多学人呢?就是因为马建忠本人和有些中国学者在灵魂深处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民族自卑感”和“弱国心态”的创伤。
正是缺乏对汉语汉字的深入研究和正确认识,再加上灵魂深处的“民族自卑感”和“弱国心态”的创伤,导致一些具有高度爱国主义的学者和政治家产生了“要用拉丁化的拼音文字来取代汉字”的误解。
《马氏文通》和“用拉丁化拼音文字来取代汉字”这两个误导,中断了我国语言文字学的优良传统,使思想上的“民族自卑感”和“弱国心态”成为学术研究上的实际行动,又加深了对我国语言文字学界的惨重创伤。这种创伤的主要表现是:
①世界语言文字学理论的“西方中心论”。
所谓“接轨”,就是中国无条件地接入唯一的“西方之轨”。以索绪尔为代表的西方普通语言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②语言文字学研究领域的“语音中心论”。
以“语音”为物质载体的“口说语言”是语言研究的唯一中心;以“字形”为物质载体的“文字”只是记录语音的“符号的符号”,甚至把“文字”排除在研究之外。
③语言文字学分科研究的“语法中心论”。
“语法”决定“语汇”,即“关系”决定“单位”,也就是“外因”决定“内因”。而“形态”则是“语法”的研究中心。即使“无形态”的汉语,也必须找出“广义形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百年来屈辱历史的彻底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六十年,大致上可以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
前三十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我们实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政治上的独立和外交上的平等,为扫除“民族自卑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后三十年,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我们实现了“中国人民富起来了!”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和综合国力日益强大,为改变“弱国心态”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但是长期的屈辱历史所造成的惨重创伤和对人的灵魂扭曲,却不是一朝一夕能痊愈的。语言文字学界的“民族自卑感”和“弱国心态”的彻底根除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的。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一批有识之士能率先来深入研究和大力宣扬“汉语汉字优越性”,他们的带头作用是巨大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二、研究和宣扬“汉语汉字优越性”的科学标准
2.1 研究和宣扬“汉语汉字优越性”
即使在“民族自卑感”和“弱国心态”重灾区的语言文字学界,也有一批有识之士始终坚持高瞻远瞩地研究和大声疾呼地宣扬“汉语汉字优越性”。这些有识之士之中,有代表性的学者是:陈寅恪先生、季羡林先生、安子介先生、袁晓园先生、徐德江先生等等。其中最执著、最深入,把研究和宣扬“汉语汉字优越性”作为自己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因而也取得重大成果的,当推徐德江先生。
陈寅恪先生指出:“今天印欧系之语言中,将其规则之属于世界公律者除去不论。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亦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有不合者,即指为不通。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转引自徐通锵《语言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季羡林先生(1997)指出:“汉语的词以单个的字为基础,孤立不变,与印欧语系以及其他一些语系的有屈折变化的拼音文字迥异其趣。”季先生还指出:“我们必然能够找到‘中国特色’。只要能摆脱西方理论的影响,充分发扬我们自己的语言和理论,我们必然能够一反现在无声的情况,在世界语言学界发出我们的声音,而且是宏亮的声音。”
安子介先生(1989)指出:“汉字能使人起联想,联想是一切发明之母。”安子介先生庄严地宣告:“二十一世纪是汉字发挥威力的时代!”
袁晓园先生为苏联《桥》杂志所作的《论汉字的优越性》(转载于《汉字文化》1991年1期)指出:“著者因在联合国工作,在工作实践中,感到中文要比其它正式文字简短,曾在数以万万计的文件证明同一文件的中文比任何其它文字本为薄,而语义翻译的正确性也不后于它国文字,因此断定了中国语文简短明确的优越性。”
2.2 “汉语汉字的优越性”要从“语言的科学性标准”上加以论证
徐德江先生认识到,要宣扬“汉语汉字的优越性”,必须要论证“汉语汉字的科学性”,即必须树立起衡量“语言的科学性”的客观标准。他首先把袁晓园先生提的“简短明确”和安子介先生提的“明确简约”统一为“明确简约”,因为在“明确简约”之中,“明确”是前提,只有在不妨碍“明确”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简约”。然后徐先生指出“明确简约”不仅是“汉字适应汉语的特点”,而且是“人类语言文字发展的共同规律”。
衡量“语言的科学性”的客观标准树立之后,就要使这个标准具体化。
从1988年6月8日开始,袁晓园先生和徐德江先生的《十论汉语汉字的科学性》在《人民日报(海外版)》连载,各个小标题是:①汉语声调的优越性,②汉语意义单音节本质的高妙,③富于理性的灵活的层层组合构词,④一词多性是优点,⑤词序严格的长处,⑥汉语贵在无形态,⑦写意文字的国际性最强,⑧联想是一切发明之母,⑨“方块”是宝贝,⑩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由徐德江先生执笔的《十论汉语汉字的科学性》后来收进了论文集《当代语言文字理论的新构想》(科学出版社,1992),并且有朱曼华教授的英语译文,在海内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2.3 “汉语汉字优越性”要从“语言的发展史和语言对比”上加以客观的论证
“汉语汉字优越性”的论述绝不是“因为我是汉族人,所以我就认定汉语汉字优越”。假如那样,就会陷入“民族沙文主义”的泥潭。所以,徐德江先生的研究实际上经过了下列过程:首先,从某种语言的“自己跟自己相比”和“发展后的现状跟发展前的原状相比”,总结出初步的“客观标准”;然后再用这个初步的“客观标准”进行“不同语言间的对比”;最后把经过“不同语言间对比”检验的“客观标准”高高地树立起来。
我们认真学习了《十论汉语汉字的科学性》(简称《十论》),深受教益。把对《十论》赞同并消化之后的心得用于“一种语言内对比”和“不同语言间对比”的反复验证。
(1)“一种语言内的对比”
①“汉语汉字内的对比”:原来的汉语中有“牝[母牛]”、“犊[小牛]”,但是现在“牝”、“犊”都已从《2500常用字表》中退出了,并且在口语和文学作品上已经出现用“初生小牛不怕虎”来取代“初生之犊不怕虎”。至于《康熙字典》上那么多的“马字旁”的生僻字,现在都已经从《7000通用字表》中退出而被“2500常用字”的组合所取而代之(→)了。例如:“馯”→马鞍,“騲”→母马,“駬”→千里马,“騟”→紫色马、“駓”→黄白杂色马。
汉字发展史的这些实例,证明了《十论》中“汉语意义单音节本质的高妙”和“富于理性的灵活的层层组合构词”等论断的正确性,并且也证明了作为上述两个论断的必然结果是“保持了常用汉字的有限性,能用有限的汉字组装成无限的新词语”。
②“英语英文内的对比”:原来的英语中有相当复杂的“形态变化”,而随着英语的发展,现代英语的“形态”越来越少。这表明以英语作为母语的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到“形态简化”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利益,他们才以实际行动来大力支持和积极促进英语的“形态简化”。英语发展史的事实证明了《十论》中“贵在无形态”的论断是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语言发展方向的。
(2)“不同语言间的对比”
①“英语跟德语、俄语的对比”:在当今的大语种中,同属印欧语系的英语、德语、俄语之间在“形态复杂性”上有明显的区别。仅以作为“静词(名词、代词、形容词)的主要形态”的“格(英语叫做 case, 德语叫做kasus,俄语叫做падеж)”来看,俄语名词有6个“格”,即“主格、属格、与格、宾格、工具格、方位格”,还分“阳性、阴性、中性”等多套“变格法”,并且“代词和形容词”都变格。德语名词有4个“格”,即“主格、属格、与格、宾格”。英语的“名词和形容词”一律不变格,只有“人称代词”还残存着“主格和宾格”(英语He loves her[他爱着她], She loves him[她爱着他])。所以,仅从这一点来说,人们也公认:英语容易学,俄语最难学,德语介于二者之间。这也证明了《十论》中“贵在无形态”的论断是普遍适用于全人类的。
②“汉语跟英语的对比”:用《十论》所提出的:“意义单音节本质的高妙”,“富于理性的灵活的层层组合构词”,“方块是宝贝”,“词序严格的长处”等这几条来衡量,汉语跟英语到底哪个具有较强的优越性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1> 汉语口说语言的“细胞单位”,即“语基”也就是一个“单音节”,以及对应的文字的“细胞单位”,即“文基”也就是一个“方块字”,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表达认识上的一个“基元概念”,即在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有“常见性”并认为“不宜再分解”的概念。例如,汉语的“人”、“男”、“女”等。而对于“复合概念”,即认为“内涵较多而适宜再分解”的概念,也就是通常由几个基元概念组合而成的概念,则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由汉语汉字的几个“细胞单位”,即几个“单音节”或几个“方块字”组装而成。例如,汉语有一些表达基本概念的细胞单位:“人”、“男”、“女”,这些细胞单位又可以明确简约地组装成表达复合概念的词语:“男人”、“女人”。
<2> 英语几乎没有表达“基元概念”的“人”的细胞单位,或者说英语没有跟汉语“人”对应的语言单位,英语有:“man(男人)”、“woman(女人)”、“human(人类)”、“person(个人)”。偏偏就没有一个跟汉语“人”完全对应的词。有一个英国女士当选为某会议的chairman(主席),但是她就是不愿就职,她说:“我不能因为当选为chairman就变成一个man(男人)。”最后会议不得不把chairman(主持会议的男人)改为chairperson(主持会议的个人),才勉强让那位女士就职。
<3> 汉语汉字有了“单节音·方块形·基元义”的“细胞单位”,就用这些细胞单位“层层组合”成表达复合概念的词语。正如《十论》所说:“一般不用查字典都懂。可见,这样的合成词,富于联想,逻辑性强,有可解性,易于掌握。”例如,汉语有了常用字:“洗、衣、发”,就可以不再增加新字而直接组装成表达复合概念的词语:“洗衣、洗发”。学习一种语言的“难度”跟必须完成的“必要记忆量”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洗、衣、发、洗衣、洗发”这5个语言单位中的“必要记忆单位”只是前3个。
<4> 英语也有作为“细胞单位”的单词“wash(洗)、clothes(衣)、hair(发)”,但是未必就使用这些细胞单位来“层层组合”成表达复合概念的词语。例如,英语跟汉语“洗衣”对应的是:“laundry(洗衣)≠wash(洗)+clothes(衣)”;英语中跟汉语“洗发”对应的是:“shampoo(洗发)≠wash(洗)+hair(发)”。这样,英语跟汉语“洗、衣、发、洗衣、洗发”相对应的“wash(洗)、clothes(衣)、hair(发)、laundry(洗衣)、shampoo(洗发)”这5个语言单位中的“必要记忆单位”就不只是前3个,而是全部的5个语言单位都是“必要记忆单位”。
三、研究和宣扬“汉语汉字优越性”要理直气壮
徐德江先生研究和宣扬“汉语汉字优越性”的重要特点,就是“理直气壮”。
3.1 只有“理直”,才能“气壮”
“理直”即“理论是正确的,理据是充分的”。当然“理直”是“气壮”的先决条件,只有“理直”,才能“气壮”。所以徐德江先生四十年来一直坚持不懈与时俱进地在探索“汉语汉字优越性”的充分的论据以保证其理论的正确性。果然也在“理据的全面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上取得了有重大突破的令人信服的累累硕果。
3.2 既然“理直”,就该“气壮”
“气壮”即“宣扬一种理论时是信心十足的,大声疾呼的,也自然是气壮山河的”。显然“气壮”就是“理直”的必然结果,既然“理直”,就该“气壮”。所以徐德江先生长期以来一直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地在大声疾呼“汉语汉字优越性”。即使为了研究和宣扬“汉语汉字优越性”而备受误解甚至被诬蔑为“伪科学”和“学术骗子”而遭受声讨,他也无怨无悔。徐德江先生说:古今中外多少仁人志士为了探索真理、信仰真理、捍卫真理而奉献出一切,他们永远是我学习的楷模。
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徐先生具有无畏的理论勇气:不唯书、不唯上,只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根基支持他始终保持着“理直气壮”。
让更多的人更“理直气壮”地来研究和宣扬“汉语汉字优越性”吧。
四、有更多的人来提倡热爱汉语汉字
4.1 提倡热爱汉语汉字
在2009年6月8日的《中国教育报》上,读到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国家语委主任柳斌先生的《重视汉字写字教育的作用》,文章指出:“讲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第一步就要热爱母语,热爱我们自己的文字,要提倡热爱母语文化;从通用语言文字的角度讲,应提倡热爱汉语汉字。”
我们欢迎这样的言论,特别欢迎主管语言文字工作的领导者发表这样的言论。
4.2电视片《汉字五千年》使广大观众进行更深的思考
2009年4月16日《南方周末》登载记者陈一鸣的“专访8集电视片《汉字五千年》总策划兼撰稿指导麦天枢”。曾经担任电视大片《大国崛起》总策划的麦天枢告诉记者:“国家汉办主任、孔子学院总部总干事许琳说:我们走出去总得印个名片,这张名片就是《汉字五千年》”。麦天枢说:“五四运动”之前,中华文明树大根深,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社会;“五四运动”之后,中国进入“历史虚无主义阶段”,我们的历史被视为纯粹的罪恶和负担。近30年的历史回观有两个特征:首先我们第一次能够以理智和平静的心境看待自身历史;其次,这次历史回观是在国际交往、大众参与的基础上进行的。
电视片《汉字五千年》和《大国崛起》都使广大观众进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
4.3 研究和宣扬“汉语汉字优越性”
今年是《汉字文化》创刊二十周年。
1989年徐德江先生执笔的《汉字文化》“创刊词”指出,《汉字文化》创刊的目的是:“为了冲破片面的印欧语文理论僵化模式对我国语言文字科学和语文教学的束缚,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字学、语言学、语文教学科学,迅速改变我国语文理论和语文教学严重落后的被动局面。”“创刊词”接着指出:“汉字落后”是长期套搬印欧语文模式得出的结论,其流毒极广,影响极深。这套错误理论不仅使汉字汉语遭到歪曲,使我国语文教学至今还在徘徊,而且对整个人类语言与文字的关系,对语言和文字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都做出片面的、不科学的结论。可以说,“汉字落后论”“拉丁字母万能论”的产生和长期流传,是人类语言文字理论尚处于幼稚阶段的表现。因此,以现代化的科学方法,从深入剖析“汉字落后论”入手,全面深入地进行语言结构、文字结构和语文教学的研究,不仅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字学、语言学、语文教学科学的当务之急,而且,必将对人类的语文理论和语文教学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重温二十年前徐德江先生的这些话,仍然使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徐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汉字文化》的“创刊词”既是宣言书,也是行动纲领。二十年来,这个宣言书不仅指导着徐德江个人的言行一致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而且也团结了一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使“汉语汉字优越性”的理论越来越深入人心。
徐德江先生能一贯坚持理直气壮地研究和宣扬“汉语汉字优越论”,是因为他始终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一部分人觉得“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时候,他坚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最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持之以恒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细胞分析法”来研究汉语汉字,大声疾呼地宣扬“汉语汉字优越论”,表明了徐德江先生对于在意识形态领域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忠贞不渝。徐德江先生的一贯言行,说明他认为: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坚持中国特色的语言文字理论都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当前,在世界金融危机风暴遍及全球的严峻时刻,我国仍能推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济政策,继续保持稳定较快增长的势头。举世公认,在今后几年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速度仍将位于世界最前列。正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世界范围的“学汉语热”日益升温,各国的孔子学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
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在回顾六十年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时候,也回顾一下在语言文字学理论方面,逐步消除“民族自卑感”和“弱国心态”的创伤,敢于和善于宣扬“汉语汉字优越性”的历程,对于正确理解和实现语言文字的“国际接轨”是大有裨益的。
徐德江(2009B)在《汉语汉字代表人类语言文字发展的前进方向》中提出:语言文字怎样实现“国际接轨”呢?不是无形态的汉语向有形态的印欧语去接轨,也不是汉字向拼音文字去接轨,正相反,根据“高效率”和“全球化”的迫切需要,是有形态的印欧语向无形态的汉语去接轨,是拼音文字向汉字去接轨。人类的语言文字理论不是向结构主义方法论的语言学及其流派去接轨,而是向辩证唯物主义细胞分析方法论的语言文字学接轨。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我们经历了伟大的六十年。
在政治上,我们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经济上,我们说:“中国人民富起来了!”在意识形态上,我们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语言文字理论上,我们该说什么呢?
果然听到了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汉语汉字代表人类语言文字发展的前进方向。”
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语言文字学专家赞同这个论断,并将为这个理论的实现而做出各自的
贡献。
参考文献
安子介 1989 《汉字文化》创刊号《题辞》
季羡林 1997 徐通锵著《语言论》,《序》,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申小龙 2003《汉语与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
徐德江 1986《语言文字理论新探》,光明日报出版社
徐德江 1992《当代语言文字理论的新构想》,科学报出版社
徐德江 2002《汉字与汉字科学论是原始性创新》,《汉字文化》第1期
徐德江 2007《论汉字的科学性》,《汉字文化》第1期
徐德江 2009A 《“语基”与“文基”》,《汉字文化》第1期
徐德江 2009B《汉语汉字代表人类语言文字发展的前进方向》,《汉字文化》第3期
袁晓园 1991《论汉字的优越性》,《汉字文化》第1期
(通讯地址:100142北京第119信箱,鲁川,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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